您当前位置:首页 > 端溪风流>正文

端砚承载传统文化之重(作者:陈日荣)

365bet指定开户地址_买球365bet属于外围吗_皇冠365bet下载 陈日荣、欧清煜2013-10-17 10:15:19     点击量: 字体:

端砚:承载传统文化之重

陈日荣  欧清煜

 

砚是什么?写字匠说:砚是研墨工具;文化史专家说: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;赏砚家说:砚是跨越时空的文化尤物。准确地说:砚既是研墨工具,又是传统文化的载体。端砚名列众砚之首,积累了丰厚的传统文化。今天的端砚雕刻家,若不想堕入“俗道”或“野道”,应该紧记:端砚:承载传统文化之重。

 

奢华之色:不失传统。

 

端砚问世于魏晋,着名于唐,盛行于宋,发展于明、清。宋以前,砚尚朴实,少雕琢,宋以后日趋精细,明清愈繁。清人施闰章谓“愈工愈俗,是为石灾”。这与日趋奢华的社会风气有关。作为砚雕的一种风格,倒也是值得研究的,目之为“石灾”,未必恰当。砚作为文房四宝之一,已不仅仅是研墨工具了。对砚的追求,实际上已超出实用价值,有些人对其痴迷的程度,已到了置实用价值于不顾的地步,完全是为满足精神的渴求了。米芾得宋徽宗赐砚,“舞蹈以谢,抱砚趋出,余墨沾渍袍袖”,人谓“颠名不虚得”。清人徐珂《清稗类钞》有《石僧怀砚》篇,说某僧怀一砚,终日玩摩,饥则舐砚而饱,倦则枕砚而眠。风清月白之夜,走入败寺中,置砚于地,以败絮濡墨,就墙壁淋漓大书。黄任有十佳砚,命雏鬟10人各怀一砚夜抱之眠,说这样可以得纯阴之气,使砚润如玉。清人宣鼎的《夜雨秋灯录》卷4载:一个叫闵士奇的文人得到一方砚,乃山川灵秀星月精华凝结而成。闵如获至宝,却招来不少麻烦,夜梦一小人说,此砚宋居贾似道家,明居魏忠贤家,得之者多不利。闵不肯舍弃,临终命家人以之伴葬。家人毁之,却又未见异常。这是一篇志怪小说,其讽世意味是明显的,是当时部分文人“玩砚着魔”的现实写照。有清一代,“十砚斋”、“百砚斋”、“思砚斋”之类以砚为名的书斋数以百计,倾情之深,可见一斑。如金农辈,自谓“平生无他嗜好,唯与砚为侣,贫不能至,必损衣缩食以迎来之”。要那么多砚干什么?显然不是都用来研墨写画。有人对苏东坡说:“吾往端溪,可为公购砚。”苏说:“吾两手,其一解字,而有三砚,何以多为?”对曰:“以备损坏。”苏答:“吾手或先砚坏。”(见明郑暄《昨非庵日纂》)以苏东坡的雄才,两三砚也够了,那些爱蓄砚的人只是玩砚而已,砚的实用价值已完全忽略不计。

 

端砚形制,各代有所侧重。晋代多凤池,有足,即宋人所称“古端样”。唐为箕形,宋砚日趋多样,其形制已达50多种,但雕饰尚存古朴。明朝以后,世风日趋奢华,学者称明清金银器皿一片奢华之色,其风气不能不影响到砚雕艺术。砚雕家各具匠心,多因石构图,随形制名,百态千姿,数不胜数。小小端砚,大大乾坤,几乎无所不包。虽是奢华之色,却不失传统。其特色是人和大自然的亲和,是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崇尚。其砚形、砚式、砚种、雕饰类型,可分成动物类、植物类、山水人物类、器物类等。砚雕家根据造化赋予的景物,匠心独运,因物赋形,结合端砚的形质纹,创作了各式各样的石砚。以形状而言,有长、方、圆、椭圆、随形、多边等等。

 

参照器物式样,则有箕形、书卷、门字、井田、瓶样、卵样、瓜样、瓢样、履样、辟雍样、斗方样、子母样、太极样、古鼎样、凤足样,等等。

 

按照传统吉祥观念,结合端石的纹饰,砚雕家设计出一套为人们喜爱而互相传承的相对固定的纹饰有:云龙纹、云凤纹、云蝠纹、夔龙纹、回纹、如意纹、弦纹、云纹、方格纹、竹节纹、龙珠纹、海涛纹、卷草纹、合欢纹、八卦纹、曲水纹,等等。

 

砚是读书人的伴侣,古人认为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,读书人希望闯入仕途,于是砚雕家迎合这种心理,创造了一批带“官味”的砚式,如舍人砚、都堂砚、太史砚、房相砚、玉台砚、玉堂砚、凤池砚、虎符砚、飞黄砚、御府砚等等。

 

参照所谓唐式宋范,明清两代的砚雕家各呈其技,奢华之色日见其盛,因石构图,以图命名,仅以雕花而言,即分单边雕花、池头雕花、落池雕花、散池雕花、门字雕花、三边雕花、半雕半璞、通体浮雕等。日趋繁缛的雕饰,被一些鉴赏家讥为愈雕愈俗,堕入恶道。但其内容仍不离传统的历史传说与典故、地方名胜与民俗风貌等等,不离传统文化范畴。

 

尚“大”之风:追求恢宏。

 

当今砚雕界除了竞争技术的雄长以外,还刮起尚“大”之风。

 

改革开放以后,随着政治环境的日趋宽松,经济、文化领域也日趋多元化。体现自我意识、自我价值的个性得以张扬。经历长期压抑之后,急于表现自我的欲望如喷泉火山般迸发。而且常常以直观的、赤裸的、有时甚至是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,还形成了无法阻挡的“尚大”审美倾向。这是人们的思想得以摆脱束缚的结果,也是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。社会全面发展,国家总体实力空前增强,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趋势,磅礴而恢宏。中国人民的创造力,直令世人惊叹。中国人的“大国梦”似正在实现。这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企望。于是一种尚“大”的心理倾向与审美风尚便应时而生。似乎不大无以表现魄力气势,不大无以表现创造力与想象力,不大无以引发对感观的冲击力,不大无以显示自诩的宏大叙事体系,不大无以体现自我价值。至于效果如何则在所不顾,多半情况不过是谋求一种广告效应而已。于是像小船一样大的皮鞋,用料数以吨计的巨大蛋糕,像宝塔的啤酒瓶,直冲人们的眼帘。百米国画长卷,万米书法长卷频频亮相。《大趋势》、《大突破》、《大阅兵》、《××大传》之类的书名,还有“大语文”、“大历史”、“大文化”之类新概念,让人弄不清究竟 “大”在哪里。

 

砚雕艺术家在“大”潮中也不甘落人后。在各类砚雕作品中以名气不大的易砚最为突出,易石“日月同辉龙凤砚”,长9.9米,宽3米,厚1.52米,重35吨,共雕神龙56条,神龟32只,砚堂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状。砚堂两边分别为日月形两个砚池。2000年7月28日于海南省三亚市南山文化旅游区落户。此砚被誉为“中华第一砚”。

 

端溪巨砚最着者有:端溪龙皇砚、端石百龙沐日砚、“七星人间”端砚、七星岩古今名刻砚等。

 

今人尚“大”,实在是时代使然。古人制砚以实用为主,但尚“大”情结,古人亦不让今人。唐释道世《法苑珠林》载:世尊欲以须弥为砚子,四大海水为墨,四天下竹木为笔,满四天下人为师,写身子智慧,犹不能尽。世尊指佛祖,须弥是佛教传说中的宝山名,意译为妙光山,谓四宝所成,高于众山,以四色宝光明照普世。以须弥为砚,这是何等气概!但毕竟是夸张之语。一尺以上古人即称大砚了。如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云:邺都铜雀瓦绝大,王文叔得其一,以为砚,饷黄鲁直,东坡为作铭。砚之长几三尺,阔半之。又述其父自燕还,亦得二砚,大者长尺半寸,阔八寸。《古今图书集成•砚部纪事》引《南海古迹》:唐六祖慧能剃发受戒寺有坛,坛有菩提树。房相国融谭楞严经有笔授轩大砚,融自刻“大唐神龙改元七月七日天竺僧般刺密谛自广译经出此砚,坚润可爱。”号称大砚,只不知尺寸如何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又引《挥麈余话》:丁晋公(丁谓曾封晋国公,故称)宅光州,临终,以一巨箧寄郡帑中,上题云:“候五十五年有姓丁来此作通判,可分付开之。”至是岁,有丁姓者来贰郡政,即丁晋之孙。启视之,但一黑匣,贮大端砚一枚。此大砚亦不知尺寸。

 

称得上古砚最大者似是宋人胡旦的“修汉春秋砚”。《宋史•胡旦传》载,胡旦“斫大砚,方五六尺,刻而瘗之,曰‘胡旦修《汉春秋》砚’。”胡旦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状元,不知他是否真的用这方砚研墨写字,亦不知此砚是何种砚石,形制如何。

 

《宋史•钱世家》又载一件奇事,钱俶的异母弟钱俨嗜学,少年时梦人送一只大砚,此后竟文辞精进,“敏速富瞻”,国中词翰多出其手云云。亦不知此砚尺寸形制如何。

 

宋代元佑年间进士崔鶠,字德符,其诗《巨砚行》有句云:“对此波沱一大砚,可用十手磨松烟。”可想见其大。苏东坡的《玉堂大砚铭》有句云:“波陀弥漫,天阔海浅。”亦不知具体尺寸。

 

尚存于世可称巨砚的古代名砚应是清人阮元的《西岳华山庙碑》端砚。此砚长95厘米,宽55.5厘米,厚4.5厘米。长方形,正方形砚堂。端石,石质细润。砚额楷书镌清永瑆西岳华山庙碑《诒晋斋诗》和阮元西岳华山庙碑《文选楼诗》及阮福题记。砚背摹刻西岳华山庙碑的残缺隶书111字,并有阮元购巨砚材及摹刻碑残缺字经过的题记。砚侧铭为“端州七十三岁老工梁振馨刻”。华山庙碑为着名汉碑,传为蔡邕所书。明嘉靖年间毁于地震,拓本寥寥。此砚校字补刻,有重要资料价值。砚藏扬州市博物馆。见王代文、蔡鸿茹《中华古砚》。

 

对比上述古今巨砚,“修《汉春秋》砚”或“《西岳华山碑》砚”,其所承载的厚重的传统文化是不言而喻的,砚主的传统文化素养也是不言而喻的。而众多的今人巨砚,所刻内容基本是山水形胜和传统的相沿成习的龙像,即使是“七星岩古今名刻砚”也应归入山水形胜砚的范畴,应属“匠作砚”,砚主的文化素养与古巨砚砚主相比,不可同日而语。

 

承载“国粹”:陈氏三巨砚。

 

端砚制作工艺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既然是文化遗产,当然应该体现其厚重的文化传统,所谓“创新”,必须以此为根基,否则“创新”必将流为笑谈。

 

如上所述,雕制巨砚是追求恢宏,表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表现,尽管也反映了某种功利主义,在当今商品大潮影响下,似亦无可厚非。事实上,在物欲横流的今天,完全彻底的独善其身,完全彻底的清静无欲,完全彻底的只求愉悦自我的创作理念恐怕是不存在的。要之,只追求砚材的巨大,而内容则互相蹈袭,只能陷于浅俗,甚至滋生浮夸。须知游于万仞是博大,如庖丁解牛似的游刃有余,亦是博大。巨大的砚材必须与恢宏深湛的内容相匹配,才不会陷于大而无当而承受“难以承受之轻”。

 

陈日荣的“国粹”三巨砚试图承载更多更厚重的传统文化,力求将砚学精华、泉学精华与《易》学精华分别体现于砚中,介绍如下:

 

“国粹”一号:砚中砚

此砚高148.8厘米、宽128.9厘米,厚12厘米,重350公斤。此砚谜砚合璧,在各小砚的砚沿、砚额、砚阴和大砚的砚底正中,镌刻上168条端砚谜。这些砚谜,是从全国性“与砚虎谋皮”活动所征得的9000余条中精选出来的,包括国内谜坛百家和港、台、泰、美国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等谜家优秀谜作。还再现历代帝王将相、文人墨客等名流手泽、钤印、甲骨文、金文、石鼓文等古文字十余种,综合历代砚种、砚形、砚式、雕花式三百余款,参考了《故宫藏砚》、《西清砚谱)、《名砚图录》、《古砚》和上海、天津、重庆、广东博物馆藏砚等30多种资料。

 

“国粹”二号:周易砚

国粹二号又称周易谜砚,该砚正面制为兰亭佳景图,另一面为42层的大罗经、四灵、八宝、十二生肖及267个历代仿古名砚,砚中有以周易为主题的诗、联、谜与爻辞。   

 

“国粹”三号:万钱谜砚

“万钱谜砚”较“国粹一号”砚更为宏伟精细,砚长1.48米,宽0.74米,厚0.27米,重450公斤。此砚的传统文化知识容量与“国粹”一号、二号砚相比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即以钱币而言,便有虞夏的贝币,周朝的空首布,列国的古泉、刀币,还有秦的半两、西汉的契刀、布泉,三国的五铢,六朝的四铢,唐代至民国的通宝,还有日本的和开同珍,越南的天福镇宝,朝鲜的东海元宝,琉球的泌元当五等。此外还有历朝的厌胜支钱、马钱、生肖钱、玉叶、金绽、银宝等等。参考了《古钱大辞典》、《中国古钱》、《古钱币图解》等20多种典籍和数以百件实物,综合历代钱种、钱形、钱式、铸造模式,还有甲骨文、金文、籀篆文、六国怪字、楷、草、隶、小篆、魏碑、仿宋等文字散布在各钱币之中。再现了历代帝王将相、文人墨士等名流手泽。

 

“国粹”三巨砚涵盖传统文化知识面广而博,没有长期的知识积累是无法完成的。砚学家欧忠荣在其《感悟端砚》一书中十分中肯地指出当今不可忽视的现象,即当今端砚设计制作上的缺陷是“文化缺失”,增加端砚的文化含量是端砚制作的“不二选择”。如果在精深博大的传统文化面前心存怯懦而逡巡不前或者望而却步,那么,不可避免的就是题联则不知平仄对仗,咏诗则味同嚼蜡,题词则词不达意,赏砚则离题万里,最终难免暴露出学养不足的尴尬。台湾砚学家吴鸿祥在《感悟端砚》的序中说:端砚的“文化”养分,在悄悄消失。如此下去,“端砚的命运,即使不堕入‘野道’,亦将落入‘俗道’矣!”此论可谓一针见血。

 

雕制“国粹”三巨砚是传承传统文化的大胆尝试,感想有三:

 

一是自出机杼,拒绝蹈袭。目前砚雕界技艺传播方式基本上是作链式传播,即师徒相传,单向延续,代代相传,其作品风格雷同,很少有创新性改变。当然也不排除横向传播,即通过展览等交流活动互相借鉴,但因鲜有经验交流会之类的论坛,所以有人称砚学无批评,有的多是互相吹捧。动辄以大师、专家相誉,俗气盛于雅风。有人评论书法界的时弊也可以用来评论雕砚界:“在横向上与时人重了,就等于在当代书坛上取消了自己;在纵向上跟古人重了,也就等于在书史上将自己的一席之地拱手让出。”(见张其凤《中国书法全集•刘墉》卷)。“国粹”三巨砚在整体设计上独出心裁,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知识是设计不出来的。即以万钱砚而言,传世砚亦有以钱币为主题的,称作“货布砚”,但砚面不过数枚或数十枚而已,涉及的货币品种也不多。“万钱砚”却如历代货币大观,更衬以各种书体、钤印,又似书法展览,再配上数百条谜语,寓知识于“隐语”之中。面对“国粹”三巨砚,不能一览无余,人们似徜徉于知识海洋之中。

 

二是无法速成,必须持之以恒。上海雕砚家丁伟鸣论及当前端砚制作时弊,指出“多快”是四大弊病的前两位。雕砚也搞“短平快”,无非为了追求经济效益,其产品有多少艺术成分,不言而喻。“国粹”三巨砚的雕制不可能“计日程功”。1986年,陈日荣卖掉了家中经营的“荣华花店”等四处生意,不惜倾家荡产筹集资金购得巨形名贵端石,开始研制“国粹1—3号”端砚,经六年零八个月奋斗,首先雕成“国粹”一号砚。1987年,陈又出资7万余元,购得吨余重名贵端石一块,用手扶拖拉机从砚坑绕道运回工场。1989年9月动工,历经7载,于1995年11月完成“国粹”三号砚,1996年春节正式与广大观众见面。而“国粹”二号砚即周易砚至今尚未完成,还在加工润色之中。前贤说,着书立说者欲取得成就,须“板凳坐得十年冷”,雕砚何尝不是如此。

 

三是必须厚积薄发,不能浅尝辄止。宏大叙事,必须功底扎实方能奏其功。陈日荣有《宝砚风华录》行世,从此书或可窥见数十年一边雕砚一边积累资料的足迹。为拓展端砚工艺,虚心向端砚世家罗、程两氏学习传统技法。博览群书,潜心钻研中华传统文化,提高学养,除广求砚资料之外,又研读四书五经,与砚艺相关的诗、书、画、印等无不涉猎。“国粹”三巨砚砚谜合璧,别开生面。其创作经验或可供同行参考。

 

 

 

(作者陈日荣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,欧清煜系广东省德庆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)